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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台灣文化認同的想像，應該跳出核心或是排除的框架，自台灣歷史發展的多元文化經驗，涵納多元而包容的視野。
編按：2016年6月11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與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偕同《端傳媒》等十多個團體，共同主辦「民間文化政策行動論壇2.0：文化，進行式！」會後我們邀請四組作者，分就當天進行的四場論壇摘要內容，撰寫系列評論。本文為第一場，由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王俐容主持的「台灣藝術文化的核心價值如何凝聚？文化公民權利的落實」。
台灣蔡英文政府於今年5月20日正式上任後，隨著整體施政方向的規劃與調整，各領域亦掀起重新檢視過往政策的呼聲。在文化領域，於蔡英文的文化總體施政立場尚未明朗之際，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率先釋出了五大文化新政主軸，包括一年內制定《文化基本法》、建立跨部會文化施政協調機制、「台灣文化總體營造」，以及在影視策略上建置補助與投資並行基金等。
其中，文化基本法的立法經過去幾年文化部的推動，已提出草案。依據2014年11月公布的文化基本法草案說明，文化基本法的精神為「彰顯我國文化與價值內涵之多樣性及包容性，保障國人均能透過自由創作和表達文化、平等參與文化生活之權利，豐富整體社會之文化素養與生活內涵，實踐公民文化權。」
《文化基本法》主要援引的文化權利觀點基礎，為2009年已國內法化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及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與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
草案明列，政策制定或建設時，應預先評估對文化產生之衝擊，召開全國文化會議，擴大公眾意見參與；其也規範政府應建立文化相關事務的跨部會溝通機制。我們可以預見此基本法的施行，會為台灣文化公民權發展立下新的里程碑。
然而以當前兩公約在台灣實行的狀況，對照近年頻繁的公民抗爭，不免仍顯得有些無力；諸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以及2015年課綱微調中的史觀爭議，民眾面對僵化的官僚體系與違反民主的決策程序，僅能循衝撞途徑與國家權力對抗。
這突顯了：台灣需要積極與國際人權議題接軌，無論官方或由民間社群角度出發皆然。又相較於政治、經濟、社會權利，文化權利的部分較少受到注意，這或許又與文化事務、文化議題長期受中央預算與公共輿論的邊緣化脫離不了關係。文化權利一方面應為公民基礎保障的一環；另一方面，文化思維的邏輯又經常與政治經濟目的背反；《文化基本法》之建制，是否有助透過節制政治、經濟的論述與權力，進而保障公民的文化權？我們如何看待文化權利的內涵與特殊性？政府的角色定位又該如何思考？
基本文化權，與多元文化主義
台灣從既有政策出發的文化權利論述，已發展二十多年。論壇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王俐容教授，便清楚地將台灣文化權利政策的論述發展，歸納為兩種出發點：其一為由公民權利延伸出來的「基本文化權」，指出文化的「參與」、「近用」與「認同」亦為基本權利的一部分；其二則是採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路線，強調以國家力量達到「積極的平權」，尤其必須重視與維護族群之間的文化多樣性。
觀察兩種論述在文化政策發展進程的體現：前者的發展大概可溯及1990年代，政府開始強化地方性的文化建設，鼓勵以社區總體營造培養公民、民主參與意識。2004年的《文化公民權運動宣言》強調以藝術文化認知與共識，形塑社會共同體認同等，延續過去以文化職能、藝術品味培力，提升整體社會素養與進步的想像。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實踐，主要可見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的相關政策，事權單位多在族群委員會；2003年客家電視台、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電視台等屬之。
然而王俐容也指出：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利賦予，難以關照到社會複雜群體，諸如社區中的差異政治、品味與資本階級的落差。而以國家強勢主導族群政策，反而也容易弱化族群的主體性，自主能力與空間。最後，包括世代、區域、性別（例如同志）、族群（如新移民）等相對弱勢，尚未進入政策主流思考；在各項重大公共政策的討論中也仍缺乏發聲管道。
文化與社會的鑲嵌
回到文化意涵來思考，上述文化權利政策的發展，也反映著文化詮釋觀點的流變。英國學者 Raymond Williams 於1980年代說過，「文化」（culture）是英語中最難以解釋的辭彙之一─因其廣泛涉及由群體至個體，由物質到情感的多種層面。如今在學術與文化政策的討論上，我們大致同意：文化至少包括狹義與廣義兩種定義；前者為表現美學的高雅文化、精緻藝術，後者則擴展到整體人類的生活方式。
端傳媒評論總監曾柏文指出，前述文化的廣義/ 狹義定義，能對應到文化事權的兩種想像。在過去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政治想像中，採取的是文化的狹義定義。彼時文化不免被視為只是一種「怡情養性、陶冶性情」的生活奢侈品，制度上就劃給小小的文建會統籌，業務不外乎補助藝文創作與展演活動之類的。直到今天，政府中都仍有人是如此想像升格後的文化部。
若採取文化的廣義定義，則政府每個部會都涉及文化；甚至整個政府可以說就是個文化部──例如內政涉及文化公民權，外交涉及台灣如何在文化上與外部脈絡連結、經濟有文創產業，教育更本身就是文化再製的一環。曾柏文認為，文化部應扮演整個中央政府文化思維的轉軸，需要能將文化意識與考量，注入不同部會的決策。他特別肯定新規劃的行政院文化會報。
曾柏文從歷史近一步歸納，藝術文化服務的對象，可化約為形式美學、政治、經濟市場以及公民社會四方面。傳承自中世紀宗教藝術，當代學院傳統的藝術追求的是形式美學的超越。另一方面，歷史上也從來不乏服務於權力意志的「主旋律藝術」。至於台灣自2002年起推展的文創產業，則是服務於經濟市場的想像。
他強調，我們也應思考：如何能創造環境，讓文化藝術能服務於公民社會──例如讓弱勢發聲，讓議題可見，讓不同群體能互相看懂彼此，讓公民能有更豐富的表達感受能力。而正式在這層意義上，文化公民權的概念特別凸顯。然如，思考文化權不能忽視社會資本、階級品味的差異。因此他認為我們亦應提問「文化服務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為何？如何可能被創造？」除了依靠政府預算，群眾募資是否能有貢獻？
文化賦權可能嗎？
國立台灣大學城鄉所教授王志弘，正是由公民社會的角度出發，強調權利向來是在衝突過程中爭取來的，至少是經由文化公共領域的爭辯和商討。我們比較難期待，它源自一個由上而下的制定和給予。
依循這個觀點，王志弘定義藝術文化存在的核心目的，為「多樣的生命經驗如何進行表達、反思，並對人類存在的可能性作實驗性的探索」，而這個足以保留文化、思想差異的相對獨立的空間，便是彰顯文化權利高度之所在。因此我們談文化的基本權利，也要求文化例外、文化多樣性──文化權獨有的特性，便是其總是在「普遍 vs 特殊性」的張力中開展。它和我們爭取、追求民主及寬容的社會是相連並進的。
除此之外，權利抗爭並不總是發生在公民與國家之間，有更多抗爭，則涉及公民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一如論壇台下許多文化保存社團的與會者發言為例，文化資產保存案例中的關鍵，經常是私有產權與公共歷史記憶衝突；政府的角色更常是扮演居中的協調者。
王志弘也談到，晚近經常有人主張，文化應當與其他領域發生關係── 例如「藝術介入社會」或「文化的經濟力」等概念，強調藝術創作在社區城市再造中的角色。他表示，介入其他領域的主張，看似與維繫文化獨立空間的想法相違背；但實際上正是因為藝術文化保有相對獨立的空間，方才賦予了其介入社會其他領域的條件。而能展現出對他種領域的關懷，更彰顯了文化的核心價值。
文化政策載體：公廣集團為例
來自媒體改造學社的邱家宜，則以台灣電視節目的機制，替文化權利的政策保障提供一個適切的參照案例。她指出，比起藝文展演等文化消費，大眾媒體更全面地提供了社會接收的文化訊息。而今日台灣電視媒體最大的問題，即整體過於商業化，難以生產品質良好的節目；為賣錢而製作的內容，不追求觀眾心靈與智性層面的提升，自然導致節目內容的貧乏。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絕非觀眾的品味喜好，而是根植於傳媒系統生態。
邱家宜分析，台灣民眾每月付費600元收看有線電視，當中系統商付給頻道商約150元，加上中間的折扣等等，最後真正付給內容的僅有90塊錢。系統商得到的稅後純利，高達百分之十到二十，加上沒有競爭者，導致節目製作沒有經費、民眾缺乏選擇，只能被迫接受。
因此媒體改造學社長期鼓吹：政府應重整無線電視的公廣集團，提供民眾另一種選擇，以平衡電視節目過度向商業傾斜的現況。邱家宜說明，相較於有線電視，無線電視頻道一直是稀有資源，其向來屬於政府高度管制的範圍，例如在台灣就是五個頻道（包括公共電視系統、華視、台視、中視與民視）。而正也因為如此，政府才有能力去介入，將它轉化為具有公共性內容的平台。這倚賴清楚的政策方向與執行魄力。
對照國外的做法：英國的公共電視一年總預算是1649億（台幣，以下同），平均花費在每位國民身上2675元；日本一年2535億，平均是1950元，北歐國家平均更高達 3000-5000元。相較之下，台灣公共電視系統一年預算為9億，每人在公共廣電的預算上僅有44元，差距非常巨大。邱家宜說，像英國商業媒體也很發達，但整體電視內容不會太差，因為他們永遠有公共體系提供另一種選擇。
因此，包括媒改社在內的若干政策倡議團體，持續要求政府建置強大的公共電視廣播體系（包含公共電視台、原住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及公播海外頻道），年度預算至少應提高到30億。另外一種財務模式，則是設立公共媒體發展基金。以韓國的做法為例，它們的廣播電視發展基金有160億，基金的來源是徵收廣播與電視廣告收入的百分之六，以及電視購物利潤的百分之十五，回流到公共電視台的運作。
政策上明確資源分配以及公共透明的參與機制，才能讓公廣集團成為「文化的航空母艦」，成為本土影視的產製中心，得以與商業電視台競爭。
值得期待的是，當前時代力量的《媒體壟斷防止暨多元文化維護草案》列擬「多元媒體發展基金」條文。新任鄭麗君部長的政策，也提到欲強化公廣集團角色。未來這些政策目標如何設計與執行，便有賴公民社會持續監督批判。
文化治理的困境與出路
過去幾年，尤以在馬政府八年執政下，文化生態暴露的諸多問題，早已為文化各界詬病。例如，馬政府經常被批評，在文化政策上偏向正統中華文化中心，忽視台灣文化的異質性。其文化首長的任用，也被認為政治考量大過專業。煙火式的文化節慶活動，亦導致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2011年的「夢想家」事件，堪稱該現象的引爆點，相當罕見地激起藝文社群抗爭的集體動員。
而從整體文化生態看來，長期的威脅更包括文化政策定位未明，以及文化事務與議題，在中央預算與公共輿論的邊緣化。近年台灣在國際上亟欲加入兩岸及區域貿易協定，在國內則任開發主義掛帥，使得種種政治經歷力量，不斷侵蝕著文化領域的自主性。
文化基本法立法的政策宣示，顯示未來文化政策似乎有望站在「文化權利」的高度上，直面這些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然而文化基本法的制定與實行，過程中將面臨的政策盤點調整，也需要更廣泛的公民參與，考驗才正要開始。
總結本場次討論，可以歸結幾個重點：首先，台灣的文化權利保障政策，需要正視政策對象的差異，重新檢討。應透過深入生活中的教育，使民眾理解自身是文化權利的主體。還要建立公民權利主張的配套措施，包括權利救濟的管道。其次，文化基本法的推動，須擴大立法過程中的民主協商，公民參與及社會共識的凝聚，應為立法的重要精神所在。最後，文化權利同時具有普同及特殊兩種特性，而文化發展的獨立空間能否維繫，取決於整體公民社會與政府，對社會良性發展的願景；如同我們對台灣文化認同的想像，應該跳出核心或是排除的框架，自台灣歷史發展的多元文化經驗，涵納多元而包容的視野。
全文摘錄自端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