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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专题/评论】风云再起:2017年全国文化会议现在进行式

  • 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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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再起:2017年全国文化会议现在进行式


文│柯惠晴、刘俊裕     

This is an image台湾当代崭新的文化课题

历经15年,2017年全国文化会议(以下简称全国文化会议)再度在全台各地席捲开来。2002年的全国文化会议动员了25个县市地方文史工作室会谈、七区分区座谈会议、分项议题会议及「第三届全国文化会议」正式大会。15年后的台湾内外文化环境已然不同:审议精神和民间参与成为文化治理的典范,文化中介组织成为治理的核心理念,各地文化资产审议争议的烽火四起,艺文界对创作自由支持体系的强烈要求,多元族群和多样文化对于差异包容的体悟,文化科技、电商与共享经济的长足发展等,使得这场睽违15年后的全国文化会议出现了台湾当代必须面对的崭新课题,以及因应这些问题亟须建立的核心文化价值。

全国文化会议宣称了几个层次的超越性产出,包括公民的开放参与和审议思维、文化部与民间谘询委员的协力治理、会议实录的即时影音与文字纪实公开透明、公民网络提案与文化政策白皮书的共拟,以及透过文化会议共识与「文化基本法」同步的法制化过程。全国文化会议举办13场分区(外加三场离岛论坛)与青年论坛、四场专题会议与全国文化会议正式大会[1],是否真能达到厘清当前问题、凝聚民间共识、扰动科层官僚体制之效?或仅是多年来文化界的另一次洩压与收编?这必须从全国文化会议的目的、结构,跨部会、科层的效益,对民间社会的扰动程度,以及对国家领导人文化意识的影响检视起。


做为民间跨越地方、科层与部会的公共沟通平台

全国文化会议大致涵盖三种会议层次与形式:地方性的分区论坛、专题会议与全国文化会议大会,不同层次与形式的论坛有着不同的目的。地方分区论坛强调一般民众的参与及发声,以及公部门跨越科层向民众做第一线的政策回应、说明,检视现有政策之成效;专题会议整合产官学与跨部会文官对于议题提出政策建议,探索跨域专业的文化发展策略;全国文化会议大会则是全阶段汇整,提出国家文化政策未来方向。整体来说,各界期待全国文化会议可以展现民间参与能量,并借由公、私协力和互动,为现有文化官僚体系提供施政现况的省思与公共对话空间,以及各层次文化平台之间的整合平台。
 
全国文化会议一方面期待可以广蒐意见、深度讨论、进而规划政策,撰写文化政策白皮书,做为未来文化施政的依据;一方面亦希望重新赋权于地方,引发更多人对于文化事务的关心,带动后续的参与,孕育出文化部长郑丽君所谓的「文化公民」。但从地方学的经验可知,短时间的论坛形式在经费上负担较小,但对于扰动地方和民间的成效也有限。真正要扰动基层并且有延续性的影响力,还是必须回到各级政府、在地社群与专业文化平台常态性运作的合作中。
 
若将全国文化会议视作一个文化公共领域,个人、团体或官方的参与,是以各自多样的观点来进入对话的框架。问题是,参与者愿不愿意不断地尝试去理解他人的观点并达成协议?德国社会学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在公共领域中要理解他人,先要形成理想的言说情境,且其前提是个人的发言必须要真诚且可靠(命题的真实性),并在大多数人共同的理解下,达成相互的共识。
 
全国文化会议不管是凝聚共识形成政策,或是孕育文化公民,先决条件都是能否在这次的会议中,搭建出可以真诚沟通的交流平台与公共领域的特质。但是,两个目的都存在一个实务上的问题:对于公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扰动程度」。至各地办理统一规格的全国文化会议,会因为文化部与地方政府文化局处的积极程度、执行团队与地方的关系深浅,而有不同程度的沟通和协力。同时,也只有在地方持续耕耘的工作者,才能明确的为地方艺文环境做出精确的批判,在会议中找到合适的参与者,互相彼此交流,而非单方向的发声与讯息传递。这样的困境,似乎必须回到民间和地方的自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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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性地方论坛与决议参采机制的建立

This is an image理想情境是:全国文化会议举办前,地方即存在积极的文化团体,经营着常态性的「在地文化会议」,持续整理着地方所遇到的困难与建议,并与全国文化会议串连。全国文化会议在设定议题时,就可以参酌地方的意见,找寻适合的在地夥伴引言与业务司、地方文化局进行对话,准确地为未来的文化政策定锚,即「先地方、再中央」才可能达到全国文化会议的目的。想要翻转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国家真正能够做的是建立民间参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常设性管道,将资源下放与去中心化,让所有人、社群都能自主地进入文化治理的机制。这个由下而上的沟通管道必须被体制化、常态化,让意见能够进入核心的治理层次。
 
在全国文化会议即将召开的同时,文化部也于2016年底公布「文化部补助民间团体办理文化论坛作业要点」,鼓励民间以审议式民主的方法办理常态性的文化论坛,讨论全国性文化政策。此正呼应了文化会报中倡议办理常态性的文化公共论坛,以强化文化公共参与体系、持续累积民众参与。
 
但地方文化论坛遍地开花,办理论坛的成果与意见有多少能够抵达核心的治理层级?或是止步于每一次的审议会议与报告书中?若无法在文化治理的结构中,打造全国文化会议与民间文化论坛的合作机制,那么,即便补助民间文化论坛、召开全国文化会议,「民众参与文化事务之能量」都可能在一次次的会议中消耗殆尽。
 
从过去社区大学、地方学的办理经验,不难发现办理年度性、单次性论坛对于地方社群的扰动与后续推动,并没有显着的效果。现在文化部接连办理不同型态、不同类别的大小论坛,与过去的差异何在?民间文化论坛、地方分区论坛,专题性论坛与全国文化会议,在文化治理的体制上应是互为支援的角色。同时,相关的补助办法或说明会也应该规范会议结论的参采机制,并纳入各级文化机关的参与及追踪与考核制度。可惜的是,碍于启动与规画的时程,今年度以审议式民主为补助核心的地方文化论坛与全国文化会议之间,并没有在议题、运作与机制上产生实质连结,有待未来「文化基本法」给予各级文化会议明确的法制规范。



跨域与跨艺专业平台的建置

除了地方文化论坛对于地方性观点的汇整成为全国性的议题之外,各类专业性艺文平台的建构(如文化资产保存平台、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推动平台、艺术市场与电子商务平台、文化科技的共享平台、审议式文化预算讨论平台、艺术美学教育推动平台、文化权利推动平台等),如何借由跨艺与跨域平台之间不同专业领域常态性的持续激荡和对话,并且配合跨部会之「行政院文化会报」对平台建议形成决策的机制,提出跨域专业的文化发展策略,甚至形成文化中介组织成为地方与国家艺文发展的推手,都是全国文化会议能否成为跨越部会、科层与民间公共沟通平台的关键。
 
文化从来不只是文化部一部之事,而是需跨部会、跨科层的推动,目前已经进行的「行政院文化会报」,或许就是行动的第一步;而全国文化会议能否达成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跨部会、跨科层的影响力,不只要回归官僚体制中的行政结构问题,同时还要思考超越行政结构的政治问题。



文化究竟是否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

举例来说,行政院前瞻基础建设这样的国家重大计画,就应该做文化整体影响评估,对国家有形和无形文化(文化多样性、永续发展、文化基本权利、文化认同、文化近用、文化商品与服务的平衡,以及文化治理的永续体制等)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进行评估,提出政策修正、缓解、替代方案,而非仅讨论文化部抢占了其中预算的2%3%,才能促使文化真正的主流化,而不是持续的被边缘化。初步看来,城乡建设、轨道建设都可能涉及城市及原住民族部落文化理路的变化,以及基本文化权利;水环境建设可能涉及水利河道区域文化生态的变化,而数码建设也涉及文化近用、文化多样性的永续发展,这些显然都没有经过文化影响评估,文化并没有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视野中。
 
2002年第三届全国文化会议中,昔日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曾发表专题演讲谈「我国加入WTO对文化发展之冲击」。她认为正面影响为文化多元化之可能性,负面影响则是文化的商品化与文化侵蚀。但当时蔡英文认为台湾的因应策略,是更坚实的商业机制、辅助文化产业的发展,而非重新思考开放项目,显见当时其对于文化的理解并非文化经济生态体系的永续与「文化例外」的原则。今年全国文化会议与2002年已有不同的外在条件,而蔡英文已成为我国最高领导人,其竞选期间的文化政策「厚植文化力打造台湾文艺复兴新时代」则提出了「市场庇护」与落实文化影响评估的制度。
 
无论是核心价值的转向,或仅是口号的政见,显见总统蔡英文对于文化事务的立场出现了转折。经过两次的政党轮替、服贸与太阳花运动、第三势力的兴起,民间能否期待全国文化会议得以跨出部会、跨出科层,甚至真正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内在文化思维?期待经贸法律和财政背景出身的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院长林全,能在全国文化会议中明确地宣示政府跨越部门对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与基本方针的立场,回应民间具体的文化诉求,宣示国家未来的文化蓝图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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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的新话术?还是国家治理典范的转移?

全国文化会议或许是国家文化治理的另一种话术,或是政权统治术的另一阶段性进化。我们当然不能天真的认为未来完备化的机制不会存在另外一种压迫的权力:官僚体系会不断的展现权威与话语权,决定会议成果究竟将成为文化环境改变的契机或仅是民意的洩压阀;而民间团体对于部门回应的持续监督也影响了会议的产出,必须透过对文化部门政策回应的持续追踪与考核,才让民众参与永续不灭。学界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公共领域跟理想的言谈情境是自然发生的;在现实状态中,会议参与者也不乏带着不同的目的,寻求不同的利益与资本而来,或者因着部门位置而发表着象征机构性论述的权力言论。
 
只是,为了追寻台湾核心文化价值,政府和民间都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们依旧期许生活世界中:文化情感与真诚的沟通理性,才是全国文化会议做为公共领域的应然逻辑。期待全国文化会议几个超越性宣称真能达到凝聚民间共同价值、扰动科层官僚体制之效,借由地方文化论坛与专业平台之间的整合建构,使文化真正进入民间社会以及国家领导人视野,逐渐达成国家治理典范的实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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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台湾文化政策智库中心策划编采,刊登于典藏今艺术第297期(6月号),文章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校立场。

[1] 专题会议包含移工与新住民会议、文资会议、文化经济会议、文化科技会议